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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郭某被控贩卖毒品、洗钱罪部分无罪案
【案件概括】
公诉机关指控：2021年4月至12月，郭某向A某、B某、C某、D某、E某等人共出售大麻16次，共计0.335千克。期间，为掩饰、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，郭某将贩毒所得3600元通过混合资金、转入余额宝投资、出借给朋友等方式转化为“合法”财物。郭某的行为分别触犯贩卖毒品罪、洗钱罪，应数罪并罚。指控一旦成立，郭某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上。
本案承办律师自审判阶段起才接受委托，接受委托后，辩护人于庭前提出非法证据排除、分案审理、证人出庭作证、调取未随案移送证人笔录、召开庭前会议等多项申请，并提交了自行调查取证的证据。庭审辩护时提出：第一，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指控，除了关于A某的2次外，其他14次指控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根据证据裁判规则不应认定；第二，关于洗钱罪的指控，不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来源和性质的主客观要件，依法不构成犯罪；第三，关于量刑方面，对指控贩卖A某2笔大麻不持异议，恳请考虑其有坦白、认罪悔罪、退赃，且愿意预交罚金等情节，建议对其从轻判处拘役刑。
2023年7月6日，一审法院作出判决，采纳了辩护人提出关于14次贩卖大麻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以及洗钱罪不构成的辩护意见，从轻判处郭某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
【一审阶段辩护意见】
一、除了关于A某的2次外，其他14次指控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根据证据裁判规则不应认定
（一）郭某对庭审前多人多次交易毒品的虚假供述提供了合理解释
一方面，郭某辩解侦查阶段受侦查民警不当诱供，对贩毒大麻量刑只与克数有关，与次数无关的说法将信将疑，又为了争取好的认罪态度，获得侦查民警许诺的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判处缓刑，便配合虚假供认了多人多笔的犯罪事实；另一方面，郭某辩解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提审前，侦查民警到酒店找到郭某并送郭某去检察院的路上，让他不要“胡搅蛮缠”，否则将其关起来，受侦查民警影响，于是其在检察官提审时未反映之前供述存在部分不属实的情况。综上，即便民警的行为谈不上非法取证的，但确实可能对郭某的供述产生了影响，在当时的场景下为了趋利避害虚假供认其贩卖毒品多人多次，以取得侦查人员许诺的从宽处理结果。
（二）其他14次交易毒品的说法缺少各笔款项转款人的证言的佐证
第一，部分转款人提供了否定性的陈述，C某的询问笔录明确否认与郭某交易大麻。第二，部分转款人的否定陈述也已随案移送，侦查民警曾向B某、祁程昊取证并制作笔录，两人均提供了否定毒品交易的陈述，两人询问笔录现已移送在案，两人说法与郭某当庭提出并未与他们交易的辩解相互印证。第三，部分转款人未被询问，缺乏印证，侦查机关未向E某、D某、周晨等人调查取证，关于交易毒品的说法仅有庭前阶段的被告人供述笔录证明，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“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”。
（三）郭某对于各笔款项的实际性质进行了辩解，无法合理排除
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除了A某外其他14次款项的实际性质进行了辩解，与辩护人庭前制作的会见笔录一致。各笔款项辩解如下：第一，关于与C某相关款项，其辩解是C某归还其的借款、支付民宿的房款；第二，关于与祁程昊相关款项，其辩解是祁程昊支付的住宿费、收音箱等；第三，关于E某相关款项，其辩解是卖手工贝斯和教E某小孩弹琴的钱；第四，关于与D某相关的款项，其辩解实际上是B某支付其购买乐器设备的款项；第五，关于与B某相关款项，实际上是周晨归还之前郭某借周晨的款项。上述辩解符合郭某生活的实际情况，无法排除。
二、郭某转款3200元的行为，不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主客观要件，依法不构成洗钱罪
（一）转出的3200元不足以认定是犯罪所得
辩护人提交的郭某支付宝账户202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收支流水及与郭某支付宝账户绑定的尾号为6281的建设银行账户证实，郭某在2021年11月、12月有收入来源。因此，足以证明A某3600元转入前，郭某支付宝账户有余额，也佐证了同时段郭某支付宝上有他人支付的房款、归还的借款等其他合法资金来源说的法。金钱是种类物，一旦转入支付宝后就发生混同，除非是极短时间内的一进一出，否则之后转出的钱不能认定就是为A某支付的毒资。
（二）郭某没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
虽然郭某笔录中显示其为了把收到的毒资合法化，于是把钱转给F某、存入余额宝等。但经查看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，郭某在讯问时多次明确辩解自己没有洗钱的想法，转入余额宝、出借款项是正常行为，并没有洗钱的想法。笔录中“这样就讲钱合法化”的说法是侦查民警自己添加的，并非郭某对自己主观故意的自主陈述。
（三）不具有“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”
1.并非一切处置犯罪所得的行为都构成自洗钱
洗钱罪是上游犯罪既遂后或者说是上游犯罪犯罪所得已经形成后，为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，进一步实施了上游犯罪无法评价的行为。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条文表述进行了修改，将自洗钱也纳入了洗钱罪的打击范围。但并不是将所有自行处置犯罪所得的行为都认定为自洗罪，综合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洗钱罪的典型案例，自洗钱的适用应当注意注意以下三点：
第一，适用于上游犯罪既遂或者犯罪所得已经形成后的情形，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尚未形成，即便有刑法一百一十九条列举五种情形之一的，也只能评价为上游犯罪行为的一部分，不能再单独评价为洗钱罪；第二，必须同时齐备构成要件，刑法一百十九条规定“为掩饰、隐瞒……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……”，成立自洗钱必须同时具备“为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产生收益的来源和性质”和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”两个构成要件，才构成洗钱，仅有“下列情形之一的”，如仅有“（三）通过转账方式转移资金的”并不足以构成洗钱罪，还须评价是否具有“掩饰、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来源和性质”；第三，具备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，关键审查资金流转链条有无断裂、款项有无被披上合法的外观，单纯窝藏、自用、转移，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没有被“漂白”或“清洗”，没有隐瞒来源及改变性质的行为，不构成自洗钱。
2.转入余额宝1200元后消费使用不具自洗钱性质
郭某收到A某转入的第一笔1200元的毒资后，是自动从支付宝账户转入余额宝账户。这是郭某之前设置默认转账的，并非郭某针对该笔1200元特意转账，且款项流入郭某的实名账户内后用于支付民宿装修款，不具有中断资金流转链条、披上合法外观的作用及功能，无法隐瞒款项来源及改变款项性质。
3.出借给F某2000元不具有自洗钱性质
一方面，郭某收到A某转入的第二笔2400元的毒资后，第二天才将2000元出借给F某，在案证据显示F某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共有四笔借款，分别是4000元、2000元、3000元及1000元。可见，郭某出借给F某2000元是两人日常一贯的正常借款行为，并非刻意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。另一方面，郭某收到A某2400元，第二天转账给2000元给F某，该资金流转清晰、来源确定，虽然其将2000元转给F某后，转成了对F某的债权，但其来源和性质的非法性均并未发生影响及改变，不具有“清洗”及“漂白”的实际作用。
三、考虑郭某具有的一系列从轻量刑情节，恳请对郭某从轻判处拘役刑
第一，具有坦白情节，郭某自侦查阶段开始至审查起诉阶段便自主陈述自己与A某交易毒品的犯罪事实，虽庭前其一度想做无罪辩解，但当庭其仍做有罪供述，可以评价为坦白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；第二，具有认罪悔罪情节，在庭审中郭某认罪并有深刻的悔罪的表现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；第三，具有退赃、预缴罚金的行为，侦查阶段主动退缴了35698元，也表示愿意预缴罚金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；第四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，本案交易的毒品是大麻，区别于冰毒、甲基苯丙胺等典型毒品，社会危险性明显较轻，且郭某售卖给A某的大麻，A某并没有吸食，也没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；第五，具有初犯的情节，郭某没有前科劣迹，可以酌情从轻。综上，本案综合犯罪事实、性质及情节，可以对郭某适用较高的罚金刑，尽可能减短自由刑，建议对郭某从轻判处拘役刑。
【心得体会】
一、如何说服法院不采纳对被告人不利的有罪供述笔录
本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笔录中自认贩卖大麻16次，审查起诉阶段也未对笔录内容提出异议，直到审判阶段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重新委托律师并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。为说服法院不采纳该不利的有罪供述，“打掉”14次贩卖大麻的指控，辩护人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庭前收集证明有罪供述笔录不合法的相关证据线索及材料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
一是首先听取被告人关于有罪供述笔录形成过程的辩解，识别是否存在非法取证情形。本案被告人辩解称，有罪供述系侦查人员以未保障饮食、休息权利，以及殴打、欺骗、威胁等方式收集的，辩护人经研判认为可能构成非法证据。二是收集反映非法取证的证据、线索及材料。辩护人依法向被告人制作了笔录，固定非法取证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方式、内容等信息；鉴于被告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，还让其自书了笔录形成过程的说明材料；此外，固定并整理了被告人此前偷录的反映非法取证的录音材料。三是提出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申请。辩护人撰写了申请书，要求调取同步录音录像并允许辩护人查阅，同时申请召开庭前会议。根据《非法证据排除规程》，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的，应当召开庭前会议。部分案件还需进一步申请侦查人员、同监室人员等了解非法取证情况的人员出庭作证。四是认真查看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，不仅审查是否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，还要比对被告人的供述与笔录记载是否一致。五是论证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。根据《非法证据排除规程》，非法证据分为两种：一种系确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，另一种是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。
（二）利用庭前会议制度，提出多项证据调取申请，并进行证据不足的尝试性辩护
庭前会议制度主要用于解决程序性事项，如回避、管辖、非法证据排除、调取证据等，目的是避免庭审中断，提高庭审效率。但《庭前会议规程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可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意见，归纳双方争议焦点，对于明显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案件，可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或撤回起诉。因此，在庭前会议中，辩护人也可开展尝试性辩护，摸清法官、检察官的态度和观点，梳理争议焦点，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辩护方案、策略和观点。
本案中，辩护人一方面提出了多项调取证据的申请，如调取未随案移送的证人笔录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。这些证据后来证实，部分证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明确表示未向郭某购买大麻，从而动摇了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可靠性。另一方面，庭前会议上，承办法官也透露了对案件证据的看法，表示其中14次确实证据不充分，但指出如果郭某认可其中两次证据相对扎实的指控，可以轻判有期徒刑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下拘役（与同类案件相比，该量刑从宽幅度很大）。对此，辩护人适时提出休庭申请，表示需要与被告人商议，并获得准许。后经深思熟虑，被告人同意认可2次贩卖大麻的指控，对另外14次贩卖大麻及自洗钱行为则要求律师继续做证据辩护。辩护人据此调整了辩护策略，不再坚持无罪辩护。
（三）庭审中，运用证据相互印证、孤证不能定案的证据规则，要求不采纳有罪供述内容
庭审中，为进一步巩固庭前会议的辩护成果，彻底“打掉”被告人有罪供述中14次贩卖大麻的不利内容，辩护人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了辩护工作：一是要求被告人就有罪供述中不实内容的形成过程作出合理解释，即便相关证据不构成非法证据，也要说明其为何作出虚假供述；二是运用相互印证、孤证不能定案的证据规则，主张14次贩卖大麻的说法缺乏购买人的证人证言及相关客观证据佐证，不应采信；三是要求被告人逐一说明14次转账记录的实际性质，并提供合理理由，主张上述辩解符合被告人生活的实际情况，即便没有其他证据佐证，也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，应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予以认定。
二、如何审查涉案行为是否属于“自洗钱”行为
“自洗钱”是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新增的洗钱罪类型，但是否被告人所有处置八类上游犯罪所得的行为都构成自洗钱，司法实务中判决不一。我们认为，“自洗钱”行为的认定要抓住一个本质——是“化学反应”还是“物理转移”；齐备两项要件——除实施洗钱罪法条列举的行为之一外，还必须具备“为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”质的目的；进行三项审查——审查资金链条有无断点，审查款项有无披上合法外观，审查有无恶意规避金融监管。具体展开如下：
（一）抓住一个本质
认定“自洗钱”的核心在于判断行为是否使犯罪所得发生了“化学反应”，即是否切断了其与上游犯罪的联系，为其披上了合法外衣。单纯对犯罪所得进行物理上的藏匿、窝藏、持有或日常消费，仅属于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状态，未侵犯新的法益，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，不应认定为洗钱罪。只有通过转账、投资、买卖等方式，动态地“漂白”赃款，使其来源和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，才符合自洗钱的本质。
（二）齐备两项要件
认定自洗钱需主客观相统一。客观上，行为人必须实施了《刑法》第191条列举的五种洗钱行为之一，如提供资金账户、通过转账转移资金等。主观上，行为人必须具有“为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””的目的。对于自洗钱的本犯而言，因其明知所处理财产的非法性，该目的的认定相对直接，但仍需结合行为方式综合判断。不能只看主观要件而忽视客观要件，否则属于不当的客观归罪。
需特别注意的是，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。在上游犯罪人尚未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，“犯罪所得及其收益”尚未形成，即便实施了类似第191条列举的五种行为之一的洗钱行为，也只能认定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，不能再单独评价为洗钱罪。
（三）进行三项审查
一是，审查资金链条有无断点。即资金流转路径是否复杂、是否通过多层级账户或不同主体划转，是否采用“先取现后存款”等同柜存取方式，人为割裂交易链条，切断资金与原始犯罪的直接关联。
二是，审查款项有无披上合法外观。重点审查赃款使用后是否形成表面合法化的财产形态或交易凭证，例如用赃款购买房产并登记在他人名下，或使用多人名义购房、炒股、购买理财产品，或通过虚构交易、虚设债权债务、虚假担保、虚报收入、签订虚假合同等方式制造虚假的资金流转背景，使非法所得在账面上被“洗白”。这些行为能够切断赃款与上游犯罪的关联，属于“化学反应”，应认定为自洗钱。
三是，审查有无恶意规避金融监管。即行为人是否采用“蚂蚁搬家”、拆分交易、通过非正规渠道（如地下钱庄）转移资金等手段，有意规避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。
如果经审查不存在上述三项行为，则可主张出罪处理。
（承办人王良宝、彭立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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