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媒体报导的几个案例让人大跌眼镜。

  　其一，广州石化原副经理刘同华受贿323.4万元，退赃100万元，获刑十年六个月；

 　 其二，中铁十一局集团三公司襄渝二线（成局）铺架指挥部物资部部长虞小仁受贿26.3万元，全部退赃，获刑十年六个月；

  　其三，浙江平阳县副县长曹高林受贿11.5万，被判十年半。

  　300多万与11万受贿同刑？巨蠹与小贪同罚？但此三起案件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中国境内。善良的人们可能要问：我们的刑事法律还公正吗，我们的刑事判决还是正义的吗？

  　这就有必要看看我们的刑法规定了。

  　我国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受贿罪的量刑标准：

  　（一）十万元以上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；

  　（二）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财产；

 　 （三）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，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，犯罪后有悔改表现、积极退赃的，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

 　 （四）不满五千元，情节较重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较轻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。

 　 由上可见，对于受贿十万元以下，是有量刑标准的，对十万元以上，则没有标准了。受贿十万判十年，受贿100万也是十年以上，受贿300余万，判在十年以上也不错。

 　 法官是依法判的，但是这样的判决，老百姓无论如何是很难理解地。传到官员耳朵里，味道就不一样了，有的官员可能会浮想联翩，而潜在的贪官则会窃窃发笑了。

　　一般来讲，党政官员从清正廉洁到腐化堕落的心路历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：

　　第一个阶段：贪，还是不贪。党员干部经过多年思想教育，一般都牢记为民服务的宗旨，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有基本保障的，整体素质还是高的，并不是一下子就会腐败的。当他们在初次面临物质诱惑的时候肯定在内心里会经常自问“到底要不要贪？”。这往往是最为痛苦的阶段。

　　第二个阶段：该怎么贪。腐败分子在决意伸手时一定是要考虑该如何避免被他人察觉。对他们来讲最好是能把贪腐的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也在千万百计地研究贪腐的安全方法。

　　第三阶段：该贪多少。贪污贿赂分子属于高智商罪犯，他们可不会像古惑仔、黑帮老大一样只懂用蛮力，他们总是试图要在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风险之间找到平衡。借用小沈阳的经典台词：贪官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贪得太多，钱是有了可是命没了；贪官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贪得太少，一旦东窗事发，人是活着回来了，可是钱没了。 

　　此时，刑法的惩戒、教育、导向作用就突显了。贪官想那，贪十万要十年，贪300万退100万留200万也就十年，那还不如贪300万呢！这个账，文化不需太高，小学文凭即可。贪官们在思想的“博弈”中，毅然选择多贪。

　　原因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刑法。我们的刑法对受贿量刑的问题在于：重其轻者，轻其重者。贪五万不如贪九万九，贪十万不如贪一百万、一千万，它事实上强化了腐败分子的私欲，鼓励着腐败分子走上了疯狂敛财的道路。贪小者身败名裂、倾家荡产，贪大者铁窗归来仍衣食无忧。刑法不是把人导向善，而是把人导向恶。是严惩小贪，而鼓励大贪。

　　反腐败是我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然而刑法对受贿罪量刑的规定，却使反腐败的结果略显尴尬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只有把受贿的量刑规定得更加科学，才能真正体现反腐败的真正效果。只有把受贿十万元以上部分的量刑明确化、具体化，使之保持刑罚威慑，才能有力地打击腐败，震慑犯罪。只有将刑法的规定直接击中腐败分子的弱处，才能使他们不敢和不愿变本加厉，疯狂敛财。

　　法律制定的缺陷造成了司法不公，助长了社会歪风，毁坏了民主制度，背弃了法治精神，其破坏力远大于一起冤案、一件错案，因为它破坏的是“水源”，侵犯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必须对此种却缺陷予以即时纠正，以维护法律尊严，重树司法权威。

　　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古希腊法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给法治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：“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”。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本要求，立法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力求制定出“良好的法律”，在维护法律稳定性的同时在适当时机修正“变质”的条款，确保“水源”的清澈。当前反腐形势严峻，整顿吏治必须先修订刑法，科学受贿罪量刑。